教甄口試 108 私刑正義【兒少保護系統裡的困境與迷思】劉紋伶 2019.1.21.這些年兒虐事件頻傳，每有新聞報導之時，兒虐議題則會重複討論及檢視，然每一次的風波減退後，大眾期待有所改變，再重複發生兒虐事件時，除了心疼、氣憤外，也對這樣的政策與社會環境失去信心，我們真的想問「到底怎麼了？」、「問題到底出在哪裡？」，「為什麼總會有兒虐事件發生呢？」
在慣於「究責文化」的社會脈絡下，以下就個人（微視系統）、到家庭社區學校（中介系統）至政策法律（鉅視系統）等來思考，兒少受虐因素與政策制定等並非為單一因素，另期待可減少網路或媒體報導而產生的迷思。首先，應該先了解為什麼會受虐？
自衛福部保護服務司的統計資料的資料觀察，2015-2017三年的統計數字，可發現施虐者樣貌於「缺乏親職教育知識（含習於體罰或不當管教）」、「婚姻／親密關係失調」、「藥酒癮與精神疾病」的比例較高，此統計為複選題，亦即，並非單一因素導致兒虐的發生，就施虐者個人特質而言，以30-50歲、施虐者為父母者最多，就以上的數據，可以得到幾個發現、困難限制與迷思：
一、施虐者並非僅為「小爸媽」、「父或母同居人」，其為兒虐事件中的一部分，但因媒體曝光量而大眾產生此認知，父母離異後若結交異友並非與兒虐產生正相關，受虐原因為多重因素，應避免單一因果關係標籤。
二、兒虐的施虐者樣貌是整個社會結構議題，當我們習慣歸咎於「個人問題」時，則易冠上其「情緒控管問題」、「不務正業／懶惰無法工作」、「只要有心就可以做得到（就業、育兒）」。
在實務工作中可知，如此處境父母常面臨「心有餘而力不足」之境，在社會結構體制不友善的環境之下 （如：職場條件限制、性別不平等、就業與育兒的兩難、補助條件嚴格、親友支持與協助不足等），這群父母常被社會排除在外，多次挫折後降低生活穩定動力，或妥協不對等工酬工作，再面臨育兒與經濟壓力，重複循環之下，壓力負荷過重而若無資源協助，則易導致兒虐事件發生。
在慣於「究責文化」的社會脈絡下，以下就個人（微視系統）、到家庭社區學校（中介系統）至政策法律（鉅視系統）等來思考，兒少受虐因素與政策制定等並非為單一因素，另期待可減少網路或媒體報導而產生的迷思。首先，應該先了解為什麼會受虐？
自衛福部保護服務司的統計資料的資料觀察，2015-2017三年的統計數字，可發現施虐者樣貌於「缺乏親職教育知識（含習於體罰或不當管教）」、「婚姻／親密關係失調」、「藥酒癮與精神疾病」的比例較高，此統計為複選題，亦即，並非單一因素導致兒虐的發生，就施虐者個人特質而言，以30-50歲、施虐者為父母者最多，就以上的數據，可以得到幾個發現、困難限制與迷思：
一、施虐者並非僅為「小爸媽」、「父或母同居人」，其為兒虐事件中的一部分，但因媒體曝光量而大眾產生此認知，父母離異後若結交異友並非與兒虐產生正相關，受虐原因為多重因素，應避免單一因果關係標籤。
二、兒虐的施虐者樣貌是整個社會結構議題，當我們習慣歸咎於「個人問題」時，則易冠上其「情緒控管問題」、「不務正業／懶惰無法工作」、「只要有心就可以做得到（就業、育兒）」。
在實務工作中可知，如此處境父母常面臨「心有餘而力不足」之境，在社會結構體制不友善的環境之下 （如：職場條件限制、性別不平等、就業與育兒的兩難、補助條件嚴格、親友支持與協助不足等），這群父母常被社會排除在外，多次挫折後降低生活穩定動力，或妥協不對等工酬工作，再面臨育兒與經濟壓力，重複循環之下，壓力負荷過重而若無資源協助，則易導致兒虐事件發生。
施虐者之暴力行為，雖為違法及無法容忍之事，但若要預防暴力行為，或許應先理解其脆弱處境，提供介入或補充性服務，降低虐待發生事件，事後矯正與司法介入之時傷害已造成。
而每個人特質、成長環境與面臨處境皆不同，應避免將自身價值觀套用於他人處境，此方式除滿足自我優越感外，對當事人無正向協助或無助於問題解決。
通報制度哪裡出了問題
一、民眾通報：
當我們不斷推廣民眾「雞婆一點」、「熱心一點」，若知道鄰居或周遭有虐童事件發生時需即時通報，本意為拓展保護網絡，期待能撈出未能於社政系統服務之高風險兒少，並於兒虐事件發生後再次不斷進行宣導。
當我們不斷推廣民眾「雞婆一點」、「熱心一點」，若知道鄰居或周遭有虐童事件發生時需即時通報，本意為拓展保護網絡，期待能撈出未能於社政系統服務之高風險兒少，並於兒虐事件發生後再次不斷進行宣導。
但通報制度只是簡化問題本質，讓政府看起來似乎有在做事，規避了社會結構與資源問題。所有第一線的社工員都知道，並非「通報」就能解決所有問題，如果社會資源、結構、心理衛生體系沒有改變，那只是讓社工員個人承擔這些案家的困難與問題罷了。（洪娟娟，難以承受之重：一位兒保督導的觀點）
對民眾而言，當熱心或鼓起勇氣通報後，看到事件仍重複發生未能改善，其與社政單位所定義兒虐標準不一致，故對通報信任度折扣，亦對社政評估、處遇流程不了解而產生誤解，難以重拾信心。
該如何讓民眾理解「通報不等於開案處遇，不等於安置」，但仍願意持續通報與關懷身邊周遭人事，則為待思考議題。
二、責任通報：
對於教育、警政、醫療、社政體系等等之責任通報，在實務工作中，碰到的困境如下：
對於教育、警政、醫療、社政體系等等之責任通報，在實務工作中，碰到的困境如下：
學齡前幼兒因年齡過小無自理與保護能力，工作中為重點服務年齡層，但此年齡層多為在家中，未有其他如就學中兒少可有校方關顧，其所接觸到之單位多為「幼兒園／托嬰（育）中心」、「衛政」。
幼兒園與托嬰中心環境較封閉，一小部份實務工作中家長尋求幼兒園多次受拒，因園方得知兒少受虐或不當管教風險性高，擔憂需進行通報而拒收；或得知案父母有不當管教之事，則請其辦理退學，避免園方後續需進行處理，此雖為少部份單位，但可觀察其對責任通報或兒少保護敏感度可再增加。
在衛政部份，現行若兒少未施打預防針，衛政單位則與社政合作確認兒少生活概況與安全性。
在兒虐傷害若已進入醫學中心則已為重大傷勢，且虐待多為循序漸進非為單次事件，在受虐初期，成人對傷口所採用的方式為購買成藥塗抹或小兒科診所就診，若能將基層醫療直接劃進防暴體系，增加基層診所對兒虐事件的敏感度，判斷傷勢是否來自家暴施虐，增加認知、做好前端預防。（劉淑瓊，2019）
不被信任的保護／司法系統
一、保護系統的困難
（一）對兒虐定義標準與處遇作為期待不一致
兒虐事件發生後，首當其衝的為社工人員遭受許多指責與歸咎，但社工人員在面對社政體系流程、法律規定事項、兒少安全維護、大眾輿論因應等壓力之下，該如何以兒少利益為主之處遇工作，如此篇文章所述，在「積極作為」、「強制介入」、「安置評估」等做法進行後續處遇。
（一）對兒虐定義標準與處遇作為期待不一致
兒虐事件發生後，首當其衝的為社工人員遭受許多指責與歸咎，但社工人員在面對社政體系流程、法律規定事項、兒少安全維護、大眾輿論因應等壓力之下，該如何以兒少利益為主之處遇工作，如此篇文章所述，在「積極作為」、「強制介入」、「安置評估」等做法進行後續處遇。
（二）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合作
現行模式多為「中央買單、地方付費」，如近期多項兒虐事件發生時，中央呼籲「地方政府盡速依「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整合公私資源，提供預防性家庭支持服務，避免案件漏接。」、「地方政府是整個安全網的第一線，中央除了持續給予足夠的資源跟支持，第一線權責單位更應立即檢討，投入更積極作為。」
現行模式多為「中央買單、地方付費」，如近期多項兒虐事件發生時，中央呼籲「地方政府盡速依「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整合公私資源，提供預防性家庭支持服務，避免案件漏接。」、「地方政府是整個安全網的第一線，中央除了持續給予足夠的資源跟支持，第一線權責單位更應立即檢討，投入更積極作為。」
然因地方政策皆以中央決策為主，在法條制度面，我們的兒少法強調通報、重懲處，視不當對待為家長個人議題，以及與通報法規衝突，後者希望盡可能將所有需要的兒童納入此一體系，前者卻以嚴苛規定排除有需要的家庭 （洪娟娟，難以承受之重：一位兒保督導的觀點） 。
在執行面，需配合台灣各城鄉差異擬定因地制宜政策，故地方政府在整合跨領域、公私部門間夥伴關係合作，此仍需中央提供實質性協助，但若政策仍追求表面上的服務數量（社工人力、建置社福中心、服務人數（次）等），未能思考現行實際執行困難，反覆變動政策措施，無助於保護系統穩定性。
故在法條制度及執行面的各種限制、衝突及困境下，社工人員雖期待提供穩定服務及降低案家所面臨之風險困境，常感無所適從。
二、社工人力不足
為因應社會安全網3年期計畫推行，社工人力也分年聘用。其目標值第一年為增加1895人，第二年為2575人，第三年為3021人，第一年（去年），進用人力總計為1400人，達成率為75%。
為因應社會安全網3年期計畫推行，社工人力也分年聘用。其目標值第一年為增加1895人，第二年為2575人，第三年為3021人，第一年（去年），進用人力總計為1400人，達成率為75%。
就人力數量，看似補足，但問題就解決了嗎？
若就社工的勞動條件而言，除工時上限等勞動議題外，社會安全網政策推行，使原於民間單位服務之社工面臨無工作可持續，轉向至地方政府接受社安網人力聘用，社安網計畫薪資相較於民間單位高，而若依社安網計畫三年後需縣市政府自籌人事費用時，是否仍可維持穩定就業狀態或人力刪減，不得而知，抑或再返回民間單位服務，現部分民間單位已逐漸應徵定期契約人員，故社工人員不論任職於公私部門，皆為不穩定的工作結構，更難以談論自身未來就業規畫與期待。
因此，若安全網政策呈現人力增加，但未能解決制度困境、改善社工勞動條件，更將社工推向不穩定的體制結構，反而使流動率更提升，經驗無法傳承，新進社工在未裝配齊全狀態下，則需處理高危機個案，對社工、機構、地方政府、服務對象為多敗俱傷結果。
三、民眾對公權力的不信任而產生「私刑正義」
也因兒虐事件重複發生，部分民眾認為此因「司法判決程度過輕」所導致或贊成支持唯一死刑等，對於刑罰程度並非為本文談論重點，但由此可知民眾對公權力、保護與司法系統信任度低，故群聚使用自身方式期待給與施虐者警惕或懲罰，對此，以下面向我們可進行思考：
（一） 當人民不願意就政府設定的遊戲規則走，應當停下腳步深思，何以現有的社會安全網仍無法滿足期待，是制度本身無法提供有效保護措施，或是制度執行未被落實。（投書：虐兒案裡不被信任的保護系統）
（二） 政府部門應如何提升民眾對保護系統的信任度？
這是一件兩難過程，若為讓大眾「檢視」整個服務過程沒有疏漏但仍發生憾事，因此將整個服務的細節鉅細靡遺向媒體說明，但如此的檢視卻也失守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中的「案主保密原則」 （社工師：新聞自由與社工保密原則的戰爭～一位社會工作者的省思） 。除此之外，對兒少未來發展無助益，若兒少成人後，自行或同儕於網路中搜尋過往事件，對其未來的人生、職場、人格發展、情感關係皆受到影響；以及這些事件並不能成為網路、媒體或民眾的公審，仍應透過正常程序處理，另外當事情未明時不可下定論。
這是一件兩難過程，若為讓大眾「檢視」整個服務過程沒有疏漏但仍發生憾事，因此將整個服務的細節鉅細靡遺向媒體說明，但如此的檢視卻也失守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中的「案主保密原則」 （社工師：新聞自由與社工保密原則的戰爭～一位社會工作者的省思） 。除此之外，對兒少未來發展無助益，若兒少成人後，自行或同儕於網路中搜尋過往事件，對其未來的人生、職場、人格發展、情感關係皆受到影響；以及這些事件並不能成為網路、媒體或民眾的公審，仍應透過正常程序處理，另外當事情未明時不可下定論。
在以上的考量後，是否有其他方式可提升民眾信任感，考驗著政府單位。
私刑正義的出發點為心疼兒少及氣憤施虐者，在此前提下，私刑正義所導致的後果，易使兒少住所與隱私曝光、施虐者因此搬遷住所使兒少行蹤不明、兒少被貼上標籤無助於成長發展、或因生活不穩定，兒少再次受虐機率高，此所影響之後續，相信並非為民眾所期待。
以上，當我們從施虐者樣貌、通報制度困境、保護系統的信任度低等交錯複雜因素，思考現行政策困境及衍生出的迷思，進而產生出的「私刑正義」，接下來該如何穩定保護性服務政策，考驗著所有社政系統內的我們。
願我們所服務的對象平安康健、困境中找到出口；願關心這些議題的民眾、與在艱難處境中的社工員們，都能夠常保希望與韌力，相信有我們一點的堅持與不懈，能夠讓需要的兒少在生命中獲得救命的機會。蘋果日報 2019.1.21劉紋伶／社工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