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鏡人物2026.8.3 在6月入夏的高雄市殯儀館一角，有座電子看板寫著「嚴○○老師畢業典禮」，此為今年5月在學校墜樓輕生的嚴姓老師公祭會場，聚集約2、3百名人士追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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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眼中仍有淚的女老師是嚴老師多年同事，不願具名的她說，嚴老師離去的真正原因是否與學生和家長霸凌有關，沒有人能肯定；但他們同事多年，她還是忍不住投射了自己的心情，「不知道有誰可以幫助老師解決教室裡的困境，真的很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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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老師任教的學校有將近1百個班級、每班近30位學生，教師負荷過重的不僅是課堂壓力，連身體也跟著超載，「我們當老師的常常得膀胱炎，因為下課都在忙學生的事，到了中午，我們才把便當盒放著，先去尿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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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教師工會理事長李雅文告訴我們，原本要處理不適任教師的校事會議制度，實施6年來，最為人詬病的是「濫訴」。每一案支出從5萬到20萬元不等，「每個案子都是校務基金去支出，有學校已經花到沒錢修廁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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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來越多老師感嘆不如歸去的時候，高雄勝利國小的黃慧瑜老師今年任教滿30年了，除了是在職老師，她也是3個孩子的媽媽，完全能夠同理家長的焦慮。她相信，「大部分的家長都愛孩子，大部分的老師也都愛孩子。老師不是站在家長的對立面，家長也不是站在老師的對立面。我們都站在孩子的身邊。」
她舉了一個親師溝通的例子，證明平時多溝通，真的會在關鍵時刻發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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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自由工作者梁芳瑜認為，當老師的人，通常都希望在後端的糾錯、防衛之前，就先在前端「陪著一個人變好。」「這時候，教育是鼓勵犯錯的小孩知道怎麼導正、鼓勵無能為力的家長如何改善，然後大家也來鼓勵老師想方法，並容許『試誤』的空間，而不是找到一個不滿意的地方就開大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