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按讚」與「聯絡簿」都可能變成行政調查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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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謬，正一步步變成教育現場的日常
如果今天晚上，你只是打開聯絡簿，寫下一句學習提醒；或是在臉書看到朋友的留言，順手按了一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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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想到，從隔天開始，自己可能一路走進行政調查、校事會議，甚至接受一連串程序詢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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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多數人的第一個反應會是：「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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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無奈的是，這些都是真實發生在台灣教育現場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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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不少第一線老師形容，校園似乎正進入一個「投訴零成本」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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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人提出檢舉，不論是家長、學生，甚至與事件沒有直接關係的人，都可能讓老師進入漫長的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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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多老師半開玩笑地說：「是不是以後連按讚都要先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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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笑了一下，笑容卻很快消失。
因為誰也不知道，下一個接受調查的人，會不會就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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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簿上的一句話，換來四十多項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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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老師只是在聯絡簿寫下九個字：「數學是不是練習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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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一線教師而言，這只是再平常不過的觀察，也是老師與家長之間最基本的溝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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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一句話卻引發家長接連投訴，最後甚至擴大成四十多項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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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個案例，我在上學期導班的一段親師溝通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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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A對任課老師B非常不諒解，抱怨連連，甚至表示要找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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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進一步了解後，才發現事情源於一場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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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老師在開學第一天口頭說明，也在 Google Classroom 公告：「小考成績十次取六次，不能事後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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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卻只聽進「不能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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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B老師確認規定，也確定班上孩子是清楚規定的，而後向A家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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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並未全面禁止補考，考試的當下就公布答案並檢討，為了公平性，所以無法接受事後補考，且十取六，有四次不算成績，已保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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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家長聽不進去，緊咬著「不能補考」四個字，也不願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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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後，我因其他事情與家長聯繫，再次試著化解誤會，得到的回應仍是：「不能補考就是無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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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的，已經十取六，也能事前申請補考，到底還要老師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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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因一句關心，獲得家長的感謝；也看過老師因一句提醒，被投訴得遍體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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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一本聯絡簿，在不同的人眼裡，可以是合作的工具，也可能被當成追究責任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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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老師連最基本的專業判斷都開始猶豫，受到影響的，終究不只是一位老師，還包括每一位需要及時提醒與協助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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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按讚，也可能成為調查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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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案例，更讓許多第一線老師感到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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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晉如老師在一則稱讚他人女兒長得漂亮、像模特兒的臉書留言下按了一個「讚」，竟遭有心人士向學校檢舉，指稱涉及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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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只是單一個案，也許還能安慰自己，只是遇上極端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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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愈來愈多老師共同感受到，社群上的互動、課堂上的一句話、聯絡簿上的一段提醒，都可能被放大檢視，甚至一路進入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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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氛圍，正在悄悄改變老師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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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開始少說、少寫、少提醒；有人降低親師互動；也有人乾脆不留下太多紀錄，以免日後成為被檢視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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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害怕的，除了被誤會，更包括那段漫長、反覆而耗人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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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令人疲憊的，往往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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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局外人認為，只要最後查無實據，事情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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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待過教育現場的人都知道，最容易消磨一位老師熱忱的，往往不是最後的結論，而是整個調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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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接獲投訴，校長與行政人員也承受極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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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日後被究責，許多案件只能一路往上送，久而久之，便形成「先通報、再調查」的行政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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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晉如老師曾回憶，當時岡山國小校長游柏芬在會議一開始便說：「我們今天開這個會議，就是要把你停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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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實尚未釐清之前，先聽見這樣一句話，那種心理衝擊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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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調查委員反覆詢問：「按讚代表什麼意思？」「網友留言你都會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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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接著一句，老師不斷解釋、不斷澄清，也開始懷疑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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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被懷疑、專業被質疑、尊嚴被一點一滴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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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最後查無實據，案件結束後，那段經歷留下的壓力與陰影，也未必會隨著結案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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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選擇退休，有人離開教育現場，也有人身心俱疲，甚至需要就醫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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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剛歷經調查小組訪談階段的Y老師，仍一副輕鬆自若地告訴我：「校長說會沒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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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學校只是做做樣子，向上級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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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醒他，一場調查會議下來，動輒花費數萬元，怎麼可能只是做做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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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調查報告尚未出爐，校長又怎麼可能事先知道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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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當真相終於被釐清，老師對教育的熱情早已被程序一點一滴耗盡；也有些人一路被安撫，最後卻收到連自己都難以置信的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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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替第一線加上一道防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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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 林睿駿 曾在我的某篇文章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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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線的人員要有正確的態度來審視案情，但最終決定者是校長，所以，第一層若是沒有問題，第二層要改進的，便是校長是否適任的問題。」
看完後，我心裡冒出一個更現實的問題：第一層、第二層都不是當事人能控制的，難道老師只能一路挨打，完全沒有自我保護的餘地嗎？
我問google「學生惡意檢舉導致老師被送校事會議，當事人該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
搜尋結果的第一筆資料，是FB《律師帶您看校園裡的大小事》粉專於2025年10月9日發布的文章「老師被檢舉，一定要啟動校事會議調查嗎？」。
文章中附上教育部公文，文號為台教授國字第1146003455號，專門釐清學校接獲教師相關檢舉後，哪些情況才需要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辦理。
讀完之後，我最大的感受是：
原來，老師被檢舉後，學校並非一律必須啟動正式調查；收到檢舉，也不等於案件必然走向解聘、停聘等程序。
身為公民與社會科老師，也是教育部調查人才庫成員，這些年主動接受相關調查培訓無數，本週一、二也才剛完成精進培訓；
參與過不同類型性別事件的調查工作，我深刻體會到案件成立與否固然重要，程序是否建立在充分事證、合法流程與客觀判斷之上，同樣不能被忽視。
一套成熟的制度，必須保障學生，也要確保每一位被調查者享有基本的程序權利。
程序愈嚴謹，愈能降低誤判，也愈能讓真正需要介入的案件獲得應有的重視。
因此，這份公文來得很重要。
它替第一線行政與教師畫出更清楚的法律界線，也在正式程序啟動之前，建立一道行政端的把關機制。
依據相關函釋，學校接獲檢舉後，應先了解事件始末。
若案件屬於「無具體內容」、「匿名且無法識別身分」、「同一事件已受理或已結案」，或「情節明顯未達解聘程度」等情形，學校得依法決議不予受理。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特別註明，「初步調查」與「是否受理」階段，免由校事會議決議。
這項調整看似只是程序變化，實際上卻在行政前端建立了一道重要防火牆，
讓學校有機會先攔下缺乏具體事證、重複檢舉，或明顯不符受理要件的案件，避免每一件投訴都直接進入正式調查。
對第一線教師而言，這不只是流程修正，更是一道得來不易的制度保障。
根據7月14日《自由時報》〈教師檢舉案半年減近5成 校事會議改革新制初見成效〉報導，新制已在前端擋下35％不具體或匿名檢舉案。
不過，剩餘受理案件中，是否仍隱藏著濫訴情形，現階段仍難以確認。
我期待教育部不要讓這份函釋只停留在公文系統裡，而是透過全國性實體研習，讓規範真正走進校園。
法規公布，不代表每個人都會使用；程序修正，也不代表教育現場自然知道如何落實。
校長、主任、組長、校事會議委員、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員，都應接受完整培訓，建立一致的法律觀念與程序認知。
當行政端能依法判斷，教師知道自己的權利，調查人員清楚自己的責任，程序正義才有機會真正落實在校園裡。
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一再提及，法治國的核心之一，就是程序正義。
制度不能只追求最後結果，也必須確保每一個進入程序的人，都受到合理、公平且一致的對待。
當程序界線模糊，再好的制度，也可能因執行方式不同，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
▋勝訴不容易，求償更不簡單
即使教師最後獲得清白，想向惡意檢舉者求償，實務上也並不容易。
法院通常會嚴格檢視兩條界線。
第一，行使正當申訴權利，原則上不當然構成侵權。
校園性別事件、霸凌或其他申訴制度，本來就是法律賦予人民的救濟管道。
只要學生或家長並非憑空捏造，即使最後調查結果為不成立，也不能直接反推當初一定具有惡意，因此教師的民事求償仍可能遭駁回。
第二，舉證責任通常落在求償的老師身上。
老師必須證明對方具有故意捏造事實、濫用申訴制度或侵害權利的惡意。
若證據不足，即使校方最後還給老師清白，民事求償仍可能敗訴。
實務上就曾有嘉義縣某國小張姓代理教師請求賠償六十萬元，最後因無法證明學生惡意虛構，而遭法院駁回。
這也說明一件事：制度雖然提供教師救濟途徑，但真正走進司法程序後，教師仍須面對高度舉證門檻與訴訟風險。
▋老師開始害怕，最後受影響的還是孩子
這幾年，我和同行聊天，愈來愈常聽見一句話：
「現在不是不想管，是不知道還能怎麼管。」
當提醒可能引來投訴、勸導可能被放大解讀、親師溝通可能演變成漫長程序，老師自然會開始自我限縮。
有人選擇少說一點、少做一點，也有人只求平安下課，不再主動介入。
這種改變看似保護了老師，代價卻由孩子承擔。
孩子少了一次被提醒的機會，班級少了一位願意出手處理問題的大人，學校也可能因此失去一位累積多年經驗的教師。
身為教育部性別事件調查人才庫成員，我愈參與案件，愈確定一件事：制度必須讓真正受到傷害的人有申訴的出口，也必須讓被調查者獲得公平、客觀且合法的對待。
每一件案件背後，都是真實的人生。
程序若失去分寸，傷害往往不會停在當事人身上，而會一路擴散到教室、學生與整個教育現場。
摧毀一位認真教學的老師，也許只需要一封檢舉信；培養一位願意長年陪伴孩子的老師，卻需要數十年的專業與累積。
老師能否安心教學，從來都與孩子能否被好好教育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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