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福泰校長：回到那個「教育旅行（畢旅）被視為一種治理工具」的起點

莊福泰校長：回到那個「教育旅行被視為一種治理工具」的起點

台灣現行的「校外教學」或「畢業旅行」制度，其精神核心與運作模式，最早確實可以追溯至日治時期的「修學旅行」。

1. 修學旅行的初衷：不只是玩，是「看見文明」

在 20 世紀初期，旅行對一般民眾是奢侈品。日本政府將「修學旅行」納入正式課程，目的並非休閒，(1)知識實證，讓學生親眼看到課本裡的地理、歷史與產業。(2)身體磨練，當時的行程包含大量的步行，這被視為一種體能與意志力的鍛鍊。(3)皇民化與現代化教育：藉由帶領台灣學生參觀神社、現代化港口、工廠，甚至跨海前往日本本島，讓學生對大日本帝國的強盛產生景仰與歸屬感。

2. 戰後的延續：從「軍訓教育」到「愛國教育」

國民政府來台後，承襲了這種大規模集體移動的模式，但注入了不同的意識形態。早期的「救國團」活動或校外參觀，多半帶有反共愛國或認識民族英雄的色彩。這時期的旅行特色是：高度紀律化、準軍事化管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直到今天，許多家長和老師仍潛意識裡認為學生「應該」整隊走好、集體行動。

看完這段簡單歷史，我們就來思考為什麼現在「教育旅行」變得這麼難辦？

矛盾一：從「特權待遇」降格為「消費者契約」

過去的旅行是稀有資源，學生與家長對學校懷抱感謝，願意忍受簡陋的住宿與教條式的導覽。現在旅遊是平民化商品。家長用「五星級飯店」的商業標準衡量學校；學生用「自由行」的寬鬆度要求老師。學校在法律上是「契約執行者」，在道義上卻得承擔「無限責任」。

矛盾二：教育目的的「稀釋」與「偽裝」

學生教育旅行已經不寫心得、景點早就去過多次感到膩了。這反映出當代教育旅行的教育內容已經追不上學生的生活經驗。以前老師是開啟外部世界的導遊，現代有些學生玩過參訪過的地方可能比老師還多，戶外教學對他們來說意義不大。

矛盾三：法律風險與行政責任的崩潰

在日治或威權時期，老師的權威是絕對的。現在，老師在畢旅中扮演的角色極端矛盾：

是安全保全(24小時待命)。

是廉價領隊(處理食宿糾紛)。

是法治第一線(面對性平、暴力衝突)。

卻唯獨不像個「教育者」。

畢旅現在最大的意義，其實是「在手機和網路社交的社會中創造同學間彼此的真實社交連結和幾天脫離父母的生活記憶」。

然而，目前的制度設計確實是在逼學校棄守：

1.經費負擔不公：教師出差卻要承擔超額勞力與鐘點費用。

2.責任歸屬不明：意外發生時，輿論往往先檢討校方，而非回歸法治與保險。

3.專業尊嚴低落：當老師指正學生卻被辱罵，若制度無法成為老師的後盾，這項「教育」任務就失去了基礎。

圖:去年出發教育旅行前，乖B都表達不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