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謝思樺「還記得第一次接受調查的隔天，我又接到一項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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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的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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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天調查結束時，已經晚上六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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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班的學生下午4點05分就放學回家，我一上車還被女兒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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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謬的是，這只是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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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幾十項投訴接連而來，平均一個月近十項。短短四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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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調查報告出爐，四十多項指控均未認定我有任何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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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事情果然如他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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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四十多項均不成立的指控，重新調查後，變成四項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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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八個月的調查期間，我總共被約談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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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耽誤學生的課程，也不增加同事代課的負擔，每次接受調查，
我是「不適任教師」嗎？
我究竟做錯了什麼？
最後的結果證明：我不是不適任教師，我也沒有做錯什麼事。
然而，
我並不是個案。
現在的臺灣教育現場，充斥著許多同樣荒謬的案例。
「在《教師法》增設教權保障專章」
「制定教權保護專法」
「建立校園律師制度」
「設置第三方專責機構」
「建立惡意投訴的責任與成本機制」
教育部一句「再研議」，曾經給了我們好多希望。
引頸期盼，最後卻是一場空。
看看韓國教育新聞的標題：
〈南韓成立教權保護團，奧客家長再也不能無限鬧〉
再看看日本：
〈日本政府防「恐龍家長」騷擾教師，要求各地學校制定對策〉
最後，看看臺灣的教育新聞標題：
〈全臺教師大逃亡，從偏遠地區到雙北名校，
韓國選擇成立教權保護團，日本要求各地學校制定對策保護老師，
我們不是沒有提出問題，也不是沒有提出解方。
那麼，為什麼日韓能，臺灣不能？
究竟還要再失去多少老師，教育部才願意停止「再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