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制服，可以教會孩子什麼？

 摘自莊福泰校長「一件制服，可以教會孩子什麼？——從會津高校看台日校園裡的自由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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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某日的會津若松，氣溫大約只有三、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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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出發前，我們還是提醒雄中的同學：「今天要穿雄中的制服，領帶打好。」有些同學大概覺得，外面這麼冷，反正最後都要套上外套，裡面的領帶打得端不端正，有那麼重要嗎？但學務主任還是一個一個提醒。領帶鬆了，重新打好；襯衫整理一下；然後才穿上禦寒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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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會津高校禮堂，我突然察覺制服這件事變得很值得討論，日本學生早已坐在禮堂安靜等待，大家都穿著制服，因為天氣寒冷，也有不少人加上外套，但遠遠望去，黑、灰、深藍等低彩度的顏色占了絕大多數，整個禮堂呈現一種很安靜的整齊，對台灣的我們這種安靜、嚴謹有很大的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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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津高校校長邀請雄中的同學們上台，我看著他們，心裡鬆了一口氣，還好，今天我們也把制服穿好、領帶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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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想的，不是「台日學生誰穿得比較整齊」，而是開始思考：「一件制服，究竟可以教同學們什麼？」我們似乎忽視了制服在教育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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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服不是衣服而已，它其實是一種教育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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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容易把制服問題變成兩個極端。一邊說：「學生就是要有學生的樣子，學校是一個集體。」另一邊說：「穿什麼是我的自由，應該保障學生人權。」可是教育政策該思考的就在這兩句話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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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有所謂「隱性課程」（hidden curriculum）：學生在學校學到的，不只是課本上的知識，每天幾點到校、進入教室如何與別人相處、參加典禮時怎麼穿、吃飯時如何使用公共空間、開會時怎麼聽別人說話——這些沒有寫進課本或考卷的事情，正在告訴一個年輕人：「當我進入一個共同生活的社會，我應該如何安放自己？」制服正是這種隱性課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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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制服不會神奇地讓學生變得自律，真正產生教育作用的，可能不是那件衣服，而是「學校如何解釋那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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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真正值得看的，不只是「管得比較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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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曾經把日本制服文化理解成：「先透過規範學會自律，再逐漸得到自由。」這樣的說法有其道理，但還是需要補充一些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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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育基本法》確實把學校生活所需的紀律與學生自主學習的意願，同時放進教育目的之中。日本文部科學省談校規時，也認為學校作為集體生活場所需要一定規範，遵守社會規範具有教育意義；但也同時強調，規範的目的不是讓學生被動服從，而應促使學生產生「內面的自覺」，最後能夠自主地遵守共同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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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如果只是「老師在，所以我把領帶打好」，那仍然只是管理，真正的教育，是有一天老師不在旁邊，孩子走進一個正式場合，自己會想：「今天是什麼場合？我是以什麼身分來到這裡？我的穿著會向別人傳達什麼？」那時候，外在規範才真正變成了內在判斷。

這或許就是日本教育中經常出現的「場合意識」：不是所有地方都必須穿得一模一樣，而是理解不同空間、角色與關係，有不同的行為期待。

三、而台灣走的是另一條路

台灣的制服改革，有它非常重要的歷史背景，我們曾經歷過一個學校可以高度介入學生身體的年代。頭髮多長、鞋襪什麼顏色、制服怎麼穿，甚至許多與學習毫無關係的細節，都可能成為處罰學生的理由。

因此，民主化之後的校園逐漸把「人格發展權」、「身體自主權」與「學生參與」帶進制度。

但這不是毫無理由的鬆綁，而是一種教育價值的轉變，目前教育部的高中服儀原則明確規定，學生可以合宜地混合穿著制服、運動服及學校認可的其他服裝；天冷時可以依自己的感受增加保暖衣物。另一方面，制度也保留學校在開學典禮、畢業典禮、校慶、國際或校際交流等重要活動中統一服裝的空間。換句話說，台灣現在的制度其實並不是「制服不能管」，而是把重心從「日常的強制服從，移向身體自主、民主參與與特定場合的共同規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進步，只是，自由本身仍然需要教育。

如果我們只告訴孩子：「你有權決定自己穿什麼」，卻沒有繼續和他討論「什麼叫合宜」、「場合為什麼重要」、「個人的選擇會如何影響共同生活」，那麼我們可能完成了權利教育的一半，卻漏掉了另一半。

「自主不是沒有規範，而是逐漸有能力判斷：什麼時候，我應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四、制服真正的問題，不是「穿不穿」

研究也提醒我們制服制度的另一面。

設計不良或過度僵化的制服規範，可能對女生、經濟弱勢學生、宗教或族群少數，以及性別多元學生造成不成比例的負擔；近年的研究因此愈來愈重視舒適性、氣候適應、性別選擇與學生參與。

日本自己也正在改變。例如2025年的日本研究發現，學校增加女生選擇長褲等制服選項，不只是衣服款式的改變，也反映學校開始重新思考性別、多樣性、氣候適應與學生選擇之間的關係。

因此，真正成熟的制服教育，既不是「全部管起來」，也不是「全部不要管」。

而是讓孩子逐漸理解三件事：

1.我有選擇自己的權利

2.別人也有與我不同的權利

3.當我們共同進入某些重要場合時，也願意暫時放下一點自己的隨性，表達對這個群體與場合的尊重。

這三件事情，其實就是民主社會最困難的功課。

五、那一天，我為什麼還是要雄中的孩子把領帶打好？

重新想過這些研究之後，如果再回到那個寒冷的會津早晨，我想，我仍然會請雄中的孩子穿好制服、把領帶打好，但理由已經不是「學生就應該服從規定」，而是因為那一天，我們不是普通地走在校園裡。

我們代表高雄中學，走進另一所學校，去拜訪一群等待我們的老師與學生，所以我們願意把自己整理好。

那不是為了整齊而整齊，也不是因為害怕被糾正，而是用自己的樣子告訴對方：「我們知道今天很重要，也知道你們很重要。」

如果有一天，孩子不需要教官、老師或校長站在旁邊提醒，也會在重要場合自己把領帶拉好；而在平常的日子裡，他又知道自己可以自在地穿著、保暖、表達自己——我想，那才是教育真正想抵達的地方，不是把每一個孩子訓練成一模一樣的人，

而是讓一個年輕人慢慢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做自己，什麼時候願意為了別人，稍微整理一下自己。」而那一個「願意」，可能比制服本身，更值得我們教給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