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林晉如：#第二支申誡
#感謝信變成懲處理由
我收到「第二支申誡」
理由是我在自己經營的臉書粉絲專頁，
公開了一封「已經完全去識別化」的學生「感謝信」。
校方認定屬於「非基於教育使用目的公開『足以辨識』學生身分」。
看到「懲處公文」的那一刻，
無言以對，沒有預期中的驚雷，
只有一聲極其微弱、幾近無聲的碎裂。
第二支申誡，
像一枚冰冷而精準的鋼釘，
再次釘進早已血肉模糊的靈魂。
這份痛苦不再只是抽象的委屈，
而是一場鋪天蓋地的視覺圍剿。
白紙黑字的懲處公文，
在桌面上散發著刺眼的死白。
二十多年來，我認真備課，
努力經營班級，傾聽孩子，陪伴家長，
盡一位導師該盡的責任。
但是，
這二十多年來在講台上累積的尊嚴，
被揉成一團廢紙，
扔進了行政體系的碎紙機裡。
我從未公開任何學生「個人資料」，
每一封分享的卡片、文字等，
都會事先完成去識別化處理，
這些年一直如此，也從未發生爭議。
直到遇見這位家長。
她在「各個社群平台」公開我的名字，
「指名道姓」使我遭受「網路公審」
那些指名道姓的公審如暴雨般傾瀉……
「網紅教師翻車」、「人設崩塌」
黑色的字體在螢幕上閃爍、放大，
像無數隻在暗處窺視的眼睛，
帶著嗜血的興奮！
那些曾揉合了孩子掌心的溫度，
一筆一畫「寫滿感謝」的字跡與圖案，
在「調查委員」的放大鏡下，
被一條條冷血的紅線圈起、切割、解構，最終「定罪」。
身為一位導師，我卻不知道，
該如何證明一件「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我要如何證明──
「我沒有霸凌孩子」
記憶最深處的畫面，
是六年級畢業「前三天」的校長室，
頂頭的日光燈慘白得毫無溫度。
家長尖銳的「咆哮聲」撞擊著狹窄的牆壁，
伴隨著
一支死死對準自己的「手機」：
「我全程都有錄音，我全程都要錄音，我絕對不會手軟…….」
像一管，隨時扣動扳機的槍口。
那一天，
主任低著頭，游柏芬校長看著桌面，
他們的沉默，
像一堵厚重的、無法穿透的灰牆。
我多麼希望，
有人願意站出來，讓現場回到理性，
哪怕只是一句：「請大家先冷靜。」
可是，我等到的，不是保護，
而是「再一次」被送進「校事會議」。
那一刻，
我才真正明白，原來一位導師，
在最需要支援的時候，
也可能孤立無援。
更令人心碎的是，
當我因為遭受「網路公審」，
為了替自己澄清，
公開那張
「早已完成去識別化處理」的學生感謝信，希望證孩子
並沒有受到我被指控的那些對待時。
但是，迎接我的，
不是「真相」，而是「第二支申誡」
這十八個月，鏡子裡的人迅速枯萎，
眼眶凹陷、嘴唇緊抿，
連最後一絲
專屬於人師的笑容也被剝奪殆盡。
二十幾年的熱血與奉獻，
最終換來的，
是深夜裡一具只能「靠藥物」勉強入眠，
在黑暗中「不斷發抖」的軀殼。
當我受到網路攻擊時，
沒有人替我說話。
當我為自己說話時，
卻成了「被懲處」的理由
一邊是孩子
真摯卻被「判定有罪」的感謝信；
一邊是體制冰冷
且蓋著鮮紅印信的「懲處令」。
這種無力，不只是委屈，
而是一種彷彿墜入深淵的絕望。
即便，校事會議調查結果，
體罰不成立、霸凌不成立，
卻又以「其他理由」作成懲處。
我不禁反覆問自己：
如果真正的指控「沒有成立」，
為什麼一定要有「一項罪名」？
那麼，校事會議究竟是在「追求真相」，
還是在尋找一個「可以懲處」老師的理由？
我所公開的感謝信，
早已將學生姓名「完全遮蔽」，
沒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列的姓名、身分證字號、
然而，
調查委員仍堅稱「足以辨識學生」
我的律師引用法務部函釋說明，
經去識別化後，
已無法直接或間接辨識特定個人者，
依法已非屬個人資料。
只是，在那場漫長的程序裡，
我感受到的是：
法律的聲音，
遠遠小於結論「早已寫好的劇本」。
這十八個月，
我失去的不只是名譽。
我失去了睡眠、健康、笑容，
也失去了對教育制度最初的信任。
最讓我心痛的，不是家長的指責。
而是當老師遭遇網路公審，
承受鋪天蓋地的輿論壓力時，
本應成為後盾的行政體系，
沒有伸出保護的手，
反而在我傷痕累累之際，
又一次將我推進更深的深淵。
一位努力教學的導師，
可以因為「一句指控」，被反覆調查。
可以在沒有體罰、沒有霸凌成立後，
仍然「背負懲處」。
教育，不應讓願意付出的老師寒心。
制度，也不應讓善意的人，
在一次又一次的程序中，
被磨損成遍體鱗傷。
教室裡這座「講台」，
不再是傳道授業的「聖殿」，
而是一座隨時會將擺渡人「吞噬的孤島」。
雖然我很想相信，
真相、正義或許會遲到。
但是，我也真的懷疑，
這世界到底有沒有真相與正義？
#當制度傷害教育者
#誰來保護老師
#校事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