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Hanna Huang [被犧牲的,難道只有老師嗎?]以前,我以為「找不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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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年,連我們這樣的都市型大校,代課教師甄選招了二十幾梯, 還有好幾個科目找不到人。
缺口裂開的速度,快得讓人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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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讓我難過的,不只是那些空著的位置。而是這一年,
我親眼看著幾位自己十分敬佩的校長、老師——
那些認真、優秀,
原本撐住一所學校的大將,
有人病倒了,有人提早退休,也有人心灰意冷,選擇離開教職。
還有人直到現在,仍被莫名的官司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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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人只是站在教育專業上,做了該做的事, 卻被有權勢的人公開質疑、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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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學校,怎麼承受得起一次又一次失去這樣的人?
這些都是有經驗、有能力,也願意為孩子多承擔一步的人呀!
想到他們把幾十年的心力、歲月都留在教育現場,
最後卻是這樣心冷、病倒、離開,
真的讓人不捨。
少掉的,不只是課表上的一個名字。
而是多年累積的經驗、判斷,
以及一股撐得住學校、接得住孩子的力量。
學校或許補得上一個缺額,
卻補不回一位大將。
可是,
學校甚至還來不及難過,就得趕快問:
「下一位老師在哪裡?」
卻很少有人追問:
我們為什麼一直把最願意承擔的人,耗到不得不離開?
孩子當然需要申訴管道。不適任的老師,也必須接受調查與處理。
但當申訴被少數人拿來施壓,
只要不滿就投訴、找民代、找媒體;
當事情還沒有釐清,老師就先被公開定罪——
那就不再只是保障孩子。
而可能成為另一種以正義之名,
傷害教育工作者的方式。
一個幾乎不需要成本的指控,
可能換來一位老師幾年的自證。
老師被要求不能犯錯、不能有情緒,必須承受所有質疑;
誇大、曲解,
甚至仗勢施壓的人,
卻很少需要為老師失去的健康、名譽與歲月負責。
當老師的責任被拉到無限,
指控者的責任卻接近於零,
制度就失去了平衡。
很多人以為,校長是學校裡最有權力的人。但許多時候,
校長不是壓力的終點,
而是壓力繼續往下轉嫁的下一層。
民代向主管機關施壓,主管機關要求校長立刻處理;
校長夾在家長、輿論、長官與老師之間,
同樣可能被羞辱、被究責。
有些校長沒有守住老師,
確實讓第一線受到傷害。
但也有許多校長與行政,
同樣是這套結構裡的承擔者。
壓力一層一層往下掉。
最後,
落在所有還留在校園裡撐場的人身上。
教師荒,其實不只一種。第一種,
是看得見的缺額:
學校一次又一次招考,卻始終找不到老師。
第二種,
是看不見的退守:
老師明明還站在教室裡,卻不敢多說一句、多管一件事, 只求不要惹上麻煩。
第三種,
也是最難補回來的流失:
那些有經驗、有能力、原本願意承擔的大將,一個個病倒、心冷, 最後離開。
然而,
一位大將離開,
他原本承擔的工作並不會消失,
只會轉到其他老師與行政身上。
留下的人愈疲憊,就愈沒有餘裕照顧孩子;
愈害怕出錯,就愈不敢主動承擔。
於是,
老師開始學會少做、少錯。
不是不愛孩子。
而是多做的每一步,
都可能替自己增加風險。
當一個制度讓願意承擔的人承受最高的風險,
最先被耗盡的,
往往不是最不負責的人。
反而是那些最不願意敷衍,
也曾經做得最多的人。
這才是比「招不到老師」更可怕的教師荒。
教室裡明明還站著老師,多看孩子一眼。
多問孩子一句。
在孩子快要掉下去以前,願意伸手再接他一次。
我沒有特別的政治立場,平時也不太看政治新聞。可是最近,
我開始留意葉元之立委的發言。
不是因為哪一個政黨。
而是終於有人願意追問校事會議、濫訴、調查程序與教師保障,
願意把第一線的聲音聽完。
對那些被忽視多年的老師來說,
這不只是一則政治新聞。
而是一點久違的希望:
教育現場的聲音,終於有人願意聽完了。
老師不是這場危機唯一的受害者。只是最早看見危機,也最早倒下的那一群人。
當好老師病倒、退守、離開;
當校長與行政無力支撐;
當留下來的人疲憊到只能先保護自己——
最後被犧牲的,
是孩子身邊還剩下多少有能力、也有餘裕好好陪伴他們的大人。
保護老師,不是袒護老師,
更不是讓老師免受監督。
而是不要讓一套原本為了保護孩子的制度,
最後反而掏空了學校保護孩子的力量。
教師倒下,
只是警報最先響起的地方。
真正承受後果的:
是我們的孩子,
是整個國家的教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