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如今進入「新平庸狀態」，經濟高成長、投資高報酬的美好日子已經過去了。如果你曾經為了自己終日忙碌不已、拚命工作，卻仍不禁為未來生活煩憂，這本書能夠為你提供一些解答。
過度負債有如龐氏騙局，繁榮假象不會持久，借來的終將要還。
當局因應全球金融危機的政策是「延續和假裝」（extend and pretend），掌權者選擇忽略和掩蓋根本問題，採取「以拖待變」的策略。他們假定，增加政府支出、壓低利率和為貨幣市場挹注流動資金，將可創造經濟成長。他們假定，這些措施將可推高通膨、壓低債務的實質價值，藉此減輕債務負擔。但經濟活動對這些傳統政策措施反應冷淡，多數國家的通膨欲振乏力，持續偏低。當局被迫訴諸未經考驗的政策，力求藉此爭取時間，讓經濟能像以前那樣，達成可自我維持的復甦。這些空前的政策突破了經濟學的界限，可惜至今仍未成功。結果，我們浪費了以高昂代價爭取到的時間，必要變革至今仍未發生。
戰後的經濟榮景到了2007年告一段落，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空前的財富損失。戰後的經濟擴張，因為高負債、全球經濟嚴重失衡、過度的金融化，以及氾濫的福利支票重壓而崩潰。
在2007年到2014年間，全球債務增加了57兆美元，企業、家庭和政府的債務全都增加了。債務有如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全球經濟上方；雖然全球多數民眾都有一些必備的最新電子玩意兒，但並無法遮掩多數人的生活水準停滯不前的事實。工作變得比較沒有保障，薪資若非縮水、便是停滯；就算是新興國家，經濟成長的速度也放緩，投資風險也可能比預期中高。
多數人愈來愈難找到安穩的工作、賺得合理報酬、維持尚可接受的居住條件，並且為退休存夠錢。未來的世代前景黯淡，科技進步甚至加重了就業與所得的跌勢，消滅了某些工作。儘管如此，達斯認為，必要的改革其實一點也不複雜，但變革是痛苦的，必須拿出勇氣願意犧牲。
永遠學不會教訓
央行壓低利率、政府增加支出的結果，是全球債務不減反增。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之後，多數人認為銀行已經大到危險的程度，但此後銀行變得更大，市場勢力也更加集中。在美國，目前最大的六家銀行控制美國金融體系近70％的資產，所占比例增加了約40％。美國最大的銀行摩根大通（JP Morgan）總資產超過2.4兆美元，資產規模比多數國家還大。許多國家的政府至今仍然認為，銀行大到不能倒。
許多國家致力將自身問題轉移出去，摒棄國際合作，改為奉行損人利己的策略。受制於有害的報復措施，例如亦步亦趨的降息行動、貨幣戰爭，以及限制貿易的措施，各國均很難占得決定性的優勢。
這些政策也已經為新的金融危機創造了條件，浮濫的資金人為推高了金融資產的價格，令這些價格顯著超過資產的真實價值。這些資金有相當一部分流向新興市場，造成這些市場的動盪。全球經濟沉溺於政府和央行的支援，可能已經承受不起低利率和浮濫資金消失的打擊。當局發現自己愈陷愈深，幾乎完全失去迴旋餘地，無法輕易停止支撐經濟的措施。
因為一些複雜和令人不滿的折中取捨，互有關係的難題，變得更加棘手。較低的經濟成長有助減少損害環境和節省資源，但我們必須為此降低生活水準，而且債務問題也將因此惡化。經濟加速成長可以提高生活水準，但如果這仰賴債務融資，我們業已沉重的負債將進一步增加，而且環境和資源壓力也將加重。
較低的大宗商品價格，有助刺激消費和經濟成長，但這會鼓勵我們增加使用不可再生的資源，加速破壞環境。大宗商品價格偏低，也會造成通膨率下滑或通貨緊縮（物價下跌），結果所得無法成長或甚至萎縮，管理高負債這項任務，將會因此變得更加艱難。這種情況也將導致背負重債的企業和仰賴出售大宗商品的國家收入減少，影響它們的成長和償債能力。另一方面，通膨可降低實質債務負擔，但會懲罰儲蓄者，也會傷害窮國的低下階層。
減少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或許對個別國家有所幫助，但由此造成的國際經濟戰爭，將會令所有人變窮。
認清真相
必要的變革其實一點也不複雜，但這種變革是痛苦的，我們必須拿出勇氣願意犧牲。生活水準將實質降低，民眾將必須增加儲蓄、減少消費。我們的工作生涯將延長，許多人將回到這種狀態：退休是相當奢侈的事。政府將加稅，政府提供的服務將提高收費以反映成本。我們必須更重視實體經濟，也就是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與銷售。金融機構將必須回歸它們支援經濟活動的本分，而非致力從事或促進投機活動。
在各國內部，隨著不同群體致力爭奪經濟產出和各種利益，不平等程度可能進一步加劇。在各國之間，競爭將會更加激烈；有些國家會用公平的手段，有些則可能會為了占得優勢而訴諸不正當的手段。短期而言，節儉的人將發現自身儲蓄的價值有所萎縮，因為他們將被迫承受危機的部分代價。未來的世代將必須為祖先的錯誤和揮霍買單。
必要的調整規模多大仍不清楚，確切的路徑和需要的時間也不確定。拒絕正視問題的情況相當普遍，政府普遍不願承認現實中沒有無痛的解決方案。許多國家的政府倡導撙節政策，有時也付諸實踐，但又安撫民眾，說他們的生活水準是可以維持的。政界不願接受一項事實：民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與減稅政策有著不可調解的矛盾。在國際峰會上，各國領袖經常表示擁護國際主義，但他們實際奉行的政策，卻含有強烈的國族主義。
因為知道社會契約需要經濟成長和繁榮支持，從政者和政策制定者無論意識形態如何，都不願坦率討論生活水準下降的問題。他們宣稱危機令人疲乏，並指問題太遙遠了，不必立即因應。因為害怕在選舉中慘敗，他們屈服於渴求假確定性和「安慰劑政策」（只有安慰作用、沒有實效）的民粹情緒。但是他們這麼做，不過是在堆積問題而已。
銀行業者和財務顧問考慮到自己的利益，會不想告訴客戶真實的經濟前景。壞消息不利於生意，而媒體和評論界也傾向強調好消息，他們認為事實太令人沮喪了。因此，優先要務是維持一切如常的表象，以便培養信心。
一般人不願意承認自己必須有所犧牲，但愈來愈多人對現狀由衷感到不安，對未來則感到恐懼。所有人都意識到，我們最終將必須為無可避免的調整付出巨大代價。問題不僅在於經濟困境的威脅，還在於對喪失尊嚴和自豪感的恐懼，這是一種普遍的無力感。
目前，世人期望最好的情況，但擔心將面對最壞的情況。世界各地的人就像卡通片《海底總動員》（Finding Nemo）中的擬刺尾鯛多莉，多莉記不住最近發生的事，只知道要向前游。她漫無目的，方向完全是隨機的。
英國作家C.S.路易斯（C. S. Lewis）曾說：「如果你尋找真理，最終或許能夠得到慰藉；如果你尋找慰藉，你將既得不到慰藉，也得不到真理，只會在起初得到一些奉承和妄想，並在最後感到絕望。」知識是變革的關鍵所在，世人必須先認清當前困境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