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盈勛：每年到了核定新年度大學學費的時節「學校喊漲，學生（團體）喊凍漲」的情節總是重複上演。學校的說法，大半是營運成本高漲，學費不得不漲；學生端的論述，則集中在高教不應商品化與景氣欠佳等因素。誰說得有理，或是台灣的高教該往那個方向走（英美的使用者付費或是歐陸的公共化），我們姑且不論。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兩造對台灣高教的討論（如果還真有討論的話），已淪為只剩價格，不問價值的市場喊價。這才是這種討論最深切的危機。反漲學生或團體，大體上只要達成「今年不漲」的目標，行動上通常就告一段落。他們不太管，或許也沒有能力管，台灣的高教預算長期趨向萎縮的狀態下，學費不漲的學校是怎麼運作的。如果以一、二十年期來看，水費漲、電費漲、原物料也漲、大學老師薪資也漲（比例不高就是），其實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既然來自政府的預算無法增加，那大學做些什麼來因應凍漲呢？
他們做一些大學生們基本上不在乎的事，藉以彌補在上述這些項目上多花掉的錢。比方說，多開大班課，一班人數增加一倍，一門課的開課成本也就只剩二分之一；盡量少聘專任教師，因為請兼任老師開一門課的成本，不及專任老師的四分之一（如果加計研究室、退休金等費用，其實比例更懸殊）現在一個系所只剩三、四個專任老師的，不在少數。這些你聽過任何大學生表達不滿嗎？從來沒有，因為台灣人只在乎價格，至於你低價買到的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並不重要。學費漲一、兩千塊，學生們說負擔沈重（自然也有可能是事實），但他們繳了四、五萬塊錢，卻能對翹掉大半的課或是學校開出超水的課程輕鬆以對。很多精明的大學經營者也是看準了台灣學生與社運團體這種心態，他們索性也就不漲價了（所以每年提出要漲學費的大學其實並不多，今年不到十所）（因為能漲的幅度也是有限，還被罵得很慘），他們發現，大搞「cost down」更實在，既無人抗議，還可能賺更多。
在台灣，不是只有高教領域如此，所有黑心化了的市場都相去不遠──只要夠便宜，吃下去的是什麼沒人理（台灣早餐店的凍漲史，應該比高等教育還要悠久）因此，我建議真正關心台灣學生受教權利與品質的個人或團體，別再把目光放在那要漲或不漲的1到3％，而是應該認真地分析與理解大學的營運實況與成本結構，要求參與學費訂定與教育經費分配的過程與決策，而不是只在乎最終的價格。高教公共化的理想，也絕不可能在討價還價中實踐，比英美還低的總體稅率，卻是期待比照歐陸的公共大學服務，造就台灣只有一種大學，也就是很水、很稀釋的大學。台灣已快要在殺價中淪亡，我們還沒有得到足夠的教訓嗎？
